炯途大侠--记陕西朝邑佀瑞庭--第二部分

佀波

九、佀瑞庭升任乡长

   当国民党朝邑县政府任命佀瑞庭为洛北乡长之时，佀瑞庭跑了。
   自古英雄出少年，不论年龄革命人。出任伪乡长是革命的需要。
   他第一天举行仪式时，有一老婆婆说谁这么会生娃，同样的娃那么小就当官。马上召来佀瑞庭警卫员的呵斥，拿起皮带作势要抡，被佀瑞庭制止了。当去西安开乡长会时，都是一把胡子的乡长，看见这么小的乡长，感觉很奇怪，还不信，给朝邑县打电话证实那是你们的乡长吗？朝邑县说就是的。当时的人都佩服佀瑞庭很年轻。
   还有个故事，让人感觉佀瑞庭非常有礼貌。佀瑞庭任乡公所所长时，他坐轿子，当老远看见他老师时，马上下了轿子，走到老师跟前和老师一起走，把老师送走，看着老师走远才坐轿。佀瑞庭为了掩护身份，比如戴礼帽、墨镜，拿拐杖，坐轿子等等，这些都必须跟国民党的官员作风接近，不能有二样，不能按共产党员的标准约束自己，但在讲文明、尊师敬师方面都是一致的。

十、营救女同学

   佀瑞庭发展了多名地下党员，也有思想进步的女同学被佀瑞庭动员入党了。
   一年，有个女同学暴露了，跑到佀家南城，佀瑞庭当时是洛北乡乡长，即现在的伯士乡。他赶紧拿出盘缠钱资助，把那同学送到洛河旁，让她坐船去了沙地乡找组织去延安。
   办妥这些回到家时，国民党已经追到南城，一个文化人，文质彬彬的，没有武功，竟然从佀家南城后面沟里跳下去了跑到岳父母家，大热天盖了一床被子装病。国民党的队伍又赶到佀瑞庭的岳父母家，当佀瑞庭听到让乡公所帮忙抓女共党时，知道自己并没暴露，掀了被子起来“帮助”找人，配合国民党“抓人”。当追到洛河边时被那个女同学在河那边看见了，后来那个女同学和他产生了误解，认为佀瑞庭没帮她的忙，倒带人抓她。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间有几个同学传话，消除了误解。原来佀瑞庭送那个女生到河边，在暗处看那个女过了河，然后到河边问船夫刚才有个女的过了河吗？船夫说“有”，佀瑞庭威胁说那是女共党！你通共是吗？你给送过河对岸了！
   那船夫吓傻了，连求佀瑞庭帮忙。佀瑞庭故作为难，然后说谁要再问有个女学生样子的人过河了吗，你就说没有！
   所以当国民党追到河边问有个穿白鞋的女学生过河了吗？那摇船的说，没有！
   这个女同学后来在公安部直属的秦城监狱工作，监管过江青，给辛旺村的张起榜落实政策时帮了忙。张起榜和这个女生入党介绍人都是佀瑞庭。佀瑞庭写了信让张起榜的儿子去北京找这个女同学，非常及时，在张起榜去世前十几天他的问题落实了。
   这位在秦城监狱工作的女同学是谁，最近的采访，佀瑞庭的后代只知是秦城管江青的。管江青的，肯定不是年轻的李红和江霞（原名“江青厦”），而很有可能是监管处的领导。佀瑞庭的二儿子、三儿子说叫张振文，佀晓妮证实张振文后来任甘肃省公安厅厅长，佀晓新曾跟张起榜的儿子张济益聊过此事。张彤总编说，张起榜的后代都很优秀。
   有时误会能改变人的命运，尤其是原则问题上的误会，甚至会改变人的一生。佀家人不亏心、不表白、不解释也是出了名儿的了。

十一、未能卖地资助地下党

  佀瑞庭深深知道我党在东北取得的胜利和土改，但为了支持革命没有时间消化自家的土地，也无暇顾及自家“洗白”——没卖地，土改时落个地主成份和“革命不彻底的名声”，但在这一阶段的确资助过不少地下党。
     解放后，佀瑞庭的妻子对孙辈们讲：“我把钱不论藏到哪里，你爷都能找到，鞋里、炕洞里、衣服里，拿到钱就给别人了，一般都是共产党拿了、用了。”
  解放后，佀家院子分给好几家，文革有人还爬窗子偷听佀瑞庭说话，好告状给造反派。
  文革抄家时，佀瑞庭告诉不准藏东西，要光明正大。可惜不少有历史意义和纪念意义的东西被抄了，有人甚至私藏占为己有。
  佀瑞庭大儿子所在的陕西省水电地质堪察队（咸阳），在文革中下放来一位以神经病躲避批斗的原《陕西日报》领导，他一见佀瑞庭马上买点心来看望拜访，说他是佀瑞庭送到陕北的一批学生之一，听过佀瑞庭讲话，是那讲话给他指明了前进方向，革命意志更加坚定。

十二、曾为党内高职首长担任地下交通

  1945年春护送过一个路过朝邑去韩城到陕北开会的高官，当时那位领导用的是代号。当佀瑞庭的历史问题解决不了时，孙子佀光勇说你可以找找那个当官的。佀瑞庭说我不求人，有良心的话他来找我，我资助过不少去陕北的人。倒不是“穷人不攀高亲,落雨不爬高墩”，而是大领导工作日程太忙，也最怕“娘家来人”，搭理过来吗？
    话说找不找是另外一回事，但护送的到底是谁呢？
   2016年9月，我跟佀瑞庭近七十岁的二儿子佀晓民通电话，他坚定地推论，护送的高官，用的都是代号，其中有一位早知是汪锋，另一位不知姓名，对那位高官个头儿和形象印象很深，解放后在报纸一眼认出是李先念。
   李先念同志（继毛泽东、刘少奇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任国家主席、第七任全国政协主席）曾在陕南进行过艰苦卓绝的斗争。１９３２年冬，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主力撤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西征，途经鄂豫陕交界处的南化塘时，与敌军进行了一场激战，四方面军冲破敌人的堵截，来到陕南地区。在子午镇战斗中我右大腿中弹，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李先念养好了伤，恢复了健康。那颗子弹一直嵌在大腿骨上，逝世火化时，竟然发现了一片隐藏在他身体内达60多年的弹片。这一遗物，也成了留给子女最珍贵的精神财富。60年，忍受多大的痛苦折磨啊！
  １９４６年６月，李先念率部从中原根据地突围时，于７月１７日再次进抵南化塘时，又遭到了埋伏在此地和玉皇山一带的敌军胡宗南部的阻击。我军与敌军展开了顽强搏斗，摧垮了敌人的防线，突出重围。８月初，我们的部队经过艰苦转战与在陕南艰苦斗争的游击队会合，如虎添翼，在当地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创建了豫鄂陕革命根据地。
  １９４６年６月下旬，李先念率中原主力一部向川陕方向突围，经艰苦征战，于７月初进入陕南地区。一到陕南，他就派人四处寻找在当地坚持斗争的游击队。７月２３日部队到达商南县白鲁础时，见到前来接应的陕南游击队第三大队分队长刘山同志，李先念如见亲人，一把将刘山拉到跟前坐下，向他问了陕南游击队的情况和游击队领导人巩德芳的所在地。他高兴地给刘山讲了中原突围与全国革命形势，还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日记本，把里面夹着的毛主席像拿出一张送给刘山。
  在李先念同志直接领导下，创建陕南革命根据地的工作，取得了可喜的进展，但先念同志的病体却未能康复，且有日益恶化之势。党中央要先念同志速到延安治疗养息，决定由汪锋同志接替他的工作。李先念与来接替他工作的汪锋同志商量后，决定于９月２４日在封地沟召开豫鄂陕边区党委扩大会议，正式宣布成立豫鄂陕边区党委及豫鄂陕军区。团以上干部和机关干部都到了会。李先念在会上作了重要报告。他讲了全国各个战场的形势，讲了９月１２日延安《解放日报》以《蒋军必败》为题发表的社论，这个社论给中原突围部队以极大的鼓舞。讲了在陕南建设根据地的重要战略意义和有利条件。并对根据地的建设作了具体指示。李先念同志向与会人员介绍说，汪锋同志熟悉这里的情况，他有对敌斗争的经验，有领导部队打仗和做地方工作的才能。然后，他鼓励大家说，我们要像陕南的柳树，栽在哪里就在哪里生根发芽，而且根深叶茂，能抵挡住洪水侵袭；要像杨树那样，不管风吹雨打，腰总是直的，顶天立地。
   这次山中盛会，也是欢迎汪锋和送别李先念的大会。不过当时知道李先念奉命回延安的人很少。巩德芳和刘庚是少数知情者中的两个人。他们俩的心情都很矛盾：同李先念朝夕相处两个月，无话不说，受益匪浅，真舍不得他离去；但看他那病弱的身体，在这里再硬撑下去非垮不可；再说党中央要他回延安，定有重要任务。这样也就想通了。
   对于李先念北上延安的事，汪锋等同志经过反复商量，作出了周密的安排，包括安全、治病和生活照顾等，都通过地下党、游击队和统战关系做了妥善布置。佀瑞庭在这多次护送中，承担了重要任务。
   李先念曾几次对别人讲：“自己军事上是从徐向前同志那里学来的，经济上陈云同志是我的老师，外交上是周总理直接指导的，而毛泽东则是我一辈子的导师。”实际上，这位“不下马的将军”最大的忠诚是忠于党和人民！
  １９８４年秋天，李先念同志以国家主席身份出访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后，途经西安停留休息了几天。一到这里就像有股魔力，驱走了他出国十几天的疲劳。他兴奋不已，滔滔不绝地讲他两度在陕南的战斗经历，讲1946年共创陕南根据地，依靠党组织，扎根人民中，住在“风水先生”家，与乡保职员交朋友，在累华山寨主家养病，积极开展统战工作，讲他与陕南人民的深情厚谊，感谢陕南人民忠于革命，感谢支持人民军队！
   所护送过的汪锋后来也是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他1910年12月生，陕西蓝田人。原名王钧治，曾用名王文钊。汪锋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抗日战士。曾任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第一书记，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汪锋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统一战线工作和民族工作的杰出领导人。
   1936年9月，受周恩来同志委派，汪锋同志赴十七路军开展党的秘密工作，在杨虎城部特务二团团长、共产党员阎揆要的协助下秘密建立团党委，设立秘密电台，传达、贯彻了周恩来同志关于不在杨虎城部搞兵变，加强与杨团结，促进杨内部团结，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1945年，汪锋同志出席了党的“七大”。1946年1月，任中共陕西省工委书记：领导在国统区整顿、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和武装，建立通畅的地下交通线。1946年8月，李先念、王震同志率部中原突围，汪锋同志奉毛泽东同志之命，前往商洛地区接应，任豫鄂陕边区党委书记、边区政府主席、军区政委和行政公署主任，领导边区军民很快解决了急需的衣食问题。为挫败十万之敌的“清剿”、“扫荡”作出了贡献。根据中央的指示，他安排地下交通线，冲破千里封锁，将李先念、郑位三、陈少敏等中原局、中原军区高级干部安全护送回到延安。汪锋同志献身革命70余年，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建设事业，为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和国家的民族团结贡献了毕生精力，做出了重要贡献。
   给这样两位大领导作交通，确实是一种缘分。遇到这样大的委屈，常理确实可以找找高官。但佀家人有三个特点：善与人同、善为人虑、善做姜太公。只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所以有时遇到不公也不说，只等时间来作证。比如，楚国围剿大禹后裔的姒姓杞国，忍气吞声改为“佀”之后，近一千六百年了，还这么用下去呢，没有恢复“姒”字，而1984年把“佀”在公安被姓侣、司、似、仕、侍，已近四十年，还这样继续下去呐。

十三、为习仲勋、彭德怀、范明在朝邑实施滨河区计划夯基

  1945年秋，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建立一个独立、民主、自由、和平的新中国。国共两党于1945年10月12日签订了《双十协定》，次日，蒋介石即发布“剿匪”密令，以内战的公开化，将曾给全国民众带来一线和平民主曙光的《双十协定》撕得粉碎。违背民意，挑起内战，全国各地清剿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活动疯狂了起来。企图妄想彻底消灭我中国共产党。
   1945年10月，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高岗受党中央之命，率领一批干部离开延安到东北开展工作。在选配西北局书记一职时，毛泽东说：“我们要选择一个年轻的担任西北局书记，他就是习仲勋同志。他是群众领袖，是一个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这一年，习仲勋33岁，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1947年2月10日，胡宗南部队进攻延安前，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军委决定：独一旅、三五八旅、新四旅、教导旅、警备一旅、警备三旅组成陕甘宁野战集团军，任命张宗逊为司令员、习仲勋为政委。3月16日，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决定：自3月17日起，边区一切部队，统归彭德怀、习仲勋指挥，任命彭德怀为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习仲勋为副政委。事实证明，毛泽东的考虑是十分周到的。彭德怀、习仲勋指挥西北人民解放军依靠陕甘宁边区优越的群众条件和有利的地形，正确运用毛泽东制定的“蘑菇”战术，与十倍于己之敌展开殊死斗争，相继取得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和陇东、三边战斗的胜利，大大挫伤了国民党军的进攻锐气，使蒋介石“三个月解决问题”的企图化为泡影。作为优秀的政治工作领导者，习仲勋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和彭德怀、贺龙一起，或转战西北战场，或开展新式整军运动等军队政治工作，或组织后方支前，为解放大西北，解放全中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话说现在的陕西省大荔县，是当年国民党统治的陕西省大荔专署，而陕西省大荔专署所管辖的朝邑、平民县所处的黄河地区，是国民党的统治区，陕西、山西、河南黄河地带三岔口，此地区居住人员社会关系复杂，是全国各地逃亡、逃荒要饭落脚地点，也是去往陕北根据地延安必经的主要要道，是国共较量必争的重要地域，谁占领控制了它，谁就占主动优势。
   为了确保我军顺利南下，配合正面全国战场与西北战场，夺取全国最后伟大的胜利。根据《党中央关于抗日战争胜利后时局变化的指示精神》，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同志制定了“以朝邑为中心，在陕西大荔专署管辖的朝邑、平民黄河地区，利用沿黄河地区复杂的地形和社会关系，以及我党在当地的基础，恢复发展党的组织，宣传组织群众，建立地下武装，开展武装斗争，控制敌人武装的滨河区计划。”当时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同志考虑到韩增友从小生活在黄河平朝地区，熟悉当地复杂的地形和社会环境，有利于“滨河区计划”的实施，提议韩增友（陕西朝邑县步昌下鲁人）回故乡朝邑工作比较合适，他1938年前就与当地共产党员孟子珍一起开展地下工作。最后西北局决定，由西北局统战部处长范明负责，把原国民党三十八军调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的朝邑县共产党员韩增友，还有三十八军教导大队的淳化县籍共产党员罗曼中，派往朝邑、平民一带开展地下斗争。
   习仲勋和彭德怀的革命历史和丰功伟绩，尽人皆知，不必多介绍。这里详细介绍一下“滨河区计划”的执行者范明将军。朝邑起义，正是经范明亲手策划、安排、组织地下党成功地进行的。
   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李维汉1980年在范明冤案大白天下之后接见他时，感慨地夸他“多才多艺、多灾多难、多福多寿”的赞语来。
   范明原名郝克勇，1914年12月4日出生在陕西省临潼县栎阳镇郝邢村一个耕读世家。父亲郝鹏程是西北军的创始人之一，曾在杨虎城麾下任特种兵营长。郝克勇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将传统中医书《千金方》背得滚瓜烂熟，在家乡成了有名的神童。
   郝克勇的大哥郝克俊在大革命时期，由当时任中山大学政治部主任的邓小平介绍，同王炳南、张策一起加入共产党，毕业后被党派到杨虎城部任一连指导员。1928年杨虎城送郝克俊到上海政法大学上学，并成为该校共产党的负责人。1929年郝克俊把郝克勇接到上海考入建国中学上学。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后，何键乘机把郝克勇打成“小杨虎城”，迫使他于1937年3月返回西安，后考入东北大学政经系三年级继续学习，并加入了民先队，组织了抗日救亡团体“夏艺学会”，由他担任会长。1937年秋，郝克勇率领“夏艺学会”大多数学员，转到了安吴青训班，见到了冯文彬、胡乔木，沟通了与共青团组织的关系。
  1938年初，郝克勇由共青团转入共产党。2月，赵寿山在陕西三原成立十七师教导大队（赵5月任三十八军军长后，改为三十八军教导大队），党组织因郝克勇与杨虎城和赵寿山的特殊关系，派他到教导大队任政治教官。
   1939年春，中共陕西省委成立了三十八军地下工作委员会，由蒙定军、胡振家和郝克勇3人组成。1940年12月上旬，蒋介石侍从室通过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给孙蔚如发了一份绝密电报，指名三十八军蒙定军、郝克勇等37名军官为共产党的嫌疑分子，着令押送洛阳审讯处理。赵寿山得知后，当即让郝克勇装病即日请假离开教导大队隐蔽起来。1941年5月形势缓和后，赵寿山又委任郝克勇为第三期教导队队长。
   这年秋天，赵寿山与共产党密往之事被蒋介石嗅出点气味后，即派其嫡系汤恩伯的6个军，将三十八军控制起来。为了使三十八军摆脱日益恶化的处境，1942年7月，毛泽东亲自给赵寿山发电报，点名要郝克勇到延安向中央汇报工作。
   9月，工委派人将郝克勇护送到陕西，中共陕西省委交通卫平历经千难万险，于12月将他护送到延安。抵达延安后，郝克勇先向西北局的李维汉、贾拓夫等汇报了工作，紧接着毛泽东又多次召见他。在听取郝克勇的汇报时，非常仔细地询问了工委开展工作的情况，同时对工委提出的统战工作、对敌斗争策略以及应变方案，作了反复的研究和讨论，对三十八军工委作了全面的肯定和指示。当郝克勇向毛泽东反映赵寿山希望能加入共产党时，毛泽东同意批准了赵寿山的请求。
   就在最后一次交谈中，毛泽东突然问起郝克勇舅家的情况：“你舅舅家姓啥子？”“姓范”郝克勇答道。毛泽东接着问：“是范仲淹的‘范’，还是樊梨花的‘樊’？”“是范仲淹的范。”
   毛泽东说：“好，那就把你的名字改成范明吧！做秘密工作的同志回到延安，都应该改名换姓。”从此，郝克勇以“范明”应世。解放后，他曾申请改用原名，毛泽东在一次接见他时认真地说：范明这个名字现在名扬中外，还是不改为好。
   在此之前，范明受周恩来、李维汉同志的领导，打这以后，他只与毛泽东单线联系。毛泽东给他发过100余份电函。1943年，冰消雪融的时节，范明辗转千里从延安返回了三十八军，向工委和赵寿山将军传达了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根据中央指示，赵将军同意送蒙定军到陆军大学“镀金”，工委书记由范明担任。此时，这支部队的官兵尽管穿的是国民党的衣，吃的是国民党的饭，但实际上却是在党领导下的一支进步和爱国的军队。
   在党中央、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从1938年2月至1944年4月，工委在国民党三十八军共举办了5期教导队，培养了约2000名干部，其中发展党员500余人。这批干部、党员，对改造旧三十八军和1944年的第十七师“七·一七”洛宁故县镇起义及1946年第三十五师的“五·一五”巩县起义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此后，范明即调往国民党第三集团军，以给赵寿山当营长的名义开展工作，随后与赵寿山同时离开三十八军，经西安到达延安，完成了对三十八军的统战工作。到延安后，范明被任命为西北局统战处处长。
   1945年9月3日本投降后，西北局派范明负责进行西北5省以及河南和川北白区地下党的布点任务。范明经过周密细致的工作，共派遣了百余人，建立了108个武装据点。其中胡宗南的随身副官张德厂就是他一手安插进去的一个关键性人物。108，是个神奇的数字，令人很容易想到《水浒传》！  
  1947年起任陕甘宁野战集团军政委，西北野战兵团副政委、西北人民解放军野战军副政委。协助彭德怀、习仲勋指挥青化砭、羊马河、蟠龙战役，三战三捷。继又参与指挥陇东和三边战役。同年7月再次兼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委，与司令员贺龙统一领导西北地方武装和后方工作。1949年2月起任西北军区政委、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
   就是这位范明在当年很好地落实了毛主席和西北局计划，当年习仲勋指示平朝工委跟前敌指挥彭德怀和范明联系，其基本原因是范明亲自部署落实了“滨河区计划”——发展108个武装据点计划。平朝工委跟彭德怀联系后，指定范明具体落实指导“大平朝”起义。而再好的计划得有党组织落实，后面将陆续介绍，佀瑞庭的党组织建设为“大平朝”起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题外话，文革时期，就是这位英勇的范明曾被关进秦城监狱。
   范明在党内作用和威望达到什么程度，你用五笔字型打字，“范明”二字是固定词组。事实上，我党从没有忘记功臣，新时期胡锦涛还接见过范明并合影留念。
    一朝成名天下知,却是云深不知处！

十四、中共中央西北局派人来了

  

   1945年秋，中共西北局根据党中央关于抗日战争胜利后时局变化的指示精神，决定把原从国民党三十八军调到中央党校学习的一批共产党员，派往国民党统治区开辟新的战线。韩增友被派回家乡朝邑，按照西北局制定的“以朝邑为中心，以黄河为跳板，在大荔、朝邑和平民三县范围内，联络从国民党第三十八军回到当地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开展广泛武装斗争”的滨河区计划进行活动。
   韩增友，别名苇堤，1916年10月生于陕西省朝邑县仁和乡下鲁坡村。
   韩增友的父亲名叫韩宏儒，以农为生，兼营酿酒作坊。当时，朝邑县北部靠边崖一带土匪猖獗，拉人绑票之事常有发生，因其交结甚广，出事之家多托他出面说情。1932年，任朝邑县长的宋秀峰剿匪无方。为了掩饰其丑，竟以“私通土匪”的罪名，将韩增友的父亲押在狱中，多次严刑拷打，几回死去活来，当堂问成死罪，家中已备棺木。后经多方说情，才以1200块大洋赎回性命。时年近弱冠的韩增友正在大荔县第一高等小学读书，得知此事以后，心中激起对国民党朝邑当局的无比愤恨。少年心性血气方刚，口口声声定要为父报仇，并将自己的感慨写在日记本里，被任班主任的青年教师刘振纲发现。
   1932年11月，韩增友经刘振纲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在支部内负责宣传工作。
   韩增友是名老党员了。韩增友便在1938年春按省委安排进入该教导大队，一直到1944年5月的6年间，韩增友在中共三十八军工委的领导下，从事革命活动，先后在团队和军部机关任排长、连长、教导大队队长、军工委保卫队副连长等职。在教导大队期间，由韩增友等人组建的学生党支部，仅在一年之中就培养发展党员几十名；在基层连队时，为了粉碎国民党反动派“防共、限共、溶共”的反共逆流，他和部分在三十八军做地下工作的共产党员根据工委的安排，到国民党汉中军校去受训，并在军校集体加入国民党，取得了按规定升任国民党军官的文凭资历，完成了能继续留在“国民党军队中掌握军权”的任务；在军工委保卫队期间，曾奉命秘密地处决了多名对党组织有危害的国民党军官和共产党的叛徒，保证了军工委领导的安全，保障了军工委与中共中央、陕西省委联络电台的正常工作。
  1945年秋，中共西北局根据党中央关于抗日战争胜利后时局变化的指示精神，决定把原从国民党三十八军调到中央党校学习的一批共产党员，派往国民党统治区开辟新的战线。韩增友被派回家乡朝邑，按照西北局制定的“以朝邑为中心，以黄河为跳板，在大荔、朝邑和平民三县范围内，联络从国民党第三十八军回到当地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开展广泛武装斗争”的滨河区计划进行活动。
   在从延安回朝邑的路上，韩增友思潮滚滚不能平静，耳边不时响起行前西北局领导谈话的声音：“你们这次回朝邑去工作，是干指头蘸盐，是青石板上锲橛”，“你们这次回去，要特别重视抓武装工作”。
   韩增友和罗曼中一前一后回到位于朝邑县下鲁坡的韩增友的家里。韩增友的父亲韩老八非常高兴。早年那些在韩增友办“贫农团”时发展的党员们闻讯都赶到了韩增友的家里。他们有以开肉架子和油坊为名作掩护，为党组织建立秘密联络点的韩星五，有舍弃家财为党组织提供活动经费的车流永等地下党员。
   回到朝邑县下鲁坡村以后，韩增友立即以原贫农团骨干韩星五开设的油坊为基地展开工作。为了解决活动经费问题，他设法与人合伙在黄河滩租地种西瓜；为了发展武装，他设法购买武器装备自己，又在当地的乡保中物色工作对象或安插同志。就这样，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不仅在本地立住了脚，且安全地接待了许多来往的同志，还发展了十多名共产党员。
   罗曼中，又名于一之、罗殿芳，是淳化县西屯庄村人，家中富裕，弟兄甚多，四哥在三原县做山货生意，罗殿选在小学任教，但罗曼中背叛了自己的有产阶级。193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中共三原县三中党总支委员,1940年转入三十八军教导处,历任班长、司务长、保卫队长,平(民)朝(邑)大(荔)地区工委书记。

十五、韩、罗寻求合法身份为掩护

   韩增友和罗曼中的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地方政府及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注意。国民党老特务仁和乡乡长高育贤多次来韩增友家刺探情况。为了减少国民党地方当局的注意，韩增友和罗曼中商量，必须找个正当的工作来掩护。于是，他们商议去朝邑县城找地下党员朝邑县常备大队的分队长刘钟谐想办法。
   在朝邑县城，韩增友和罗曼中遇到了洛北乡乡长地下党员蔺相南。蔺相南把他们引到了他表弟杨记贤和佀瑞庭二弟合开的药店（从《躁动的黎明》一书的环境、人物和细节描写中，可看出这是地下党的一个联络站，见该书25页），向韩增友他们汇报了几年来朝邑县长期潜伏的骨干党员的情况。佀瑞庭继续担任国民党县党部秘书；常续堂在盐滩开盐场，是地下党的联络点；还发展了几个新党员，县政府军事科科长杨海潮就是其中一个。
   蔺相南介绍到朝邑县军事科科长杨海潮也是地下党员时，韩增友、罗曼中核实其可靠程度，蔺相南说：“杨科长是县常备大队文书康立夫介绍的，而且杨海潮是刘文蔚的拜把子弟兄”。
韩、罗知道刘文蔚是东府工委副书记。
   这时，我地下老党员刘钟谐，早年就与韩增友认识，他带着杨海潮进来了。杨海潮知道韩增友的用意后，感觉自己刚到军事科，怕站不稳脚跟，给韩增友介绍了一个临时的工作地方，那就是“民办官助”的抗日英雄王子敬，人称“王司令”陕西挺进纵队。

十六、组织接头后佀瑞庭一直支持党组织接纳王子敬   

  中国历吏上，朝朝代代都有威风八面的绿林好汉。就在陕西的东部，黄河流域平民县一带，有一个高大的个儿，走路打着闪，不喜欢也不会打绑腿，往往只打一截儿还就溜下来。他常蓄留着八字长须，当街走过，倒令人联想到忠义的关公，联想到勇武的豪杰。他叫王子敬，生于1886年10月16日，家住朝邑县平民乡王家庄。
旧话：好铁不打钉，好男儿不当兵。但是，王子敬穷啊！无法讨生活，只好在1915年自卖壮丁去当兵。这一去就是29 年才回家乡。他在陕西陆军第4旅当过兵，在胡笠僧的靖国军里当过兵。
   抗日战争期间，山西河东炮火连天，国民党政府部队有的一退千里，有的隔岸观火，按兵不动，但是王子敬坐不住了，他磨掌擦拳，跃跃欲试了。他径直跑到镇寺河防的杨谎城将军酌部属、警二旅旅长孔从洲将军那里，请缨抗战，孔从洲将军供给军火，自办抗日游击队。在河东—山西永济一带打出了名声。人们不知道这是共产党的游击队抑或是国民党的别动队，但是人们知道“河西来了个王司令。”
   抗战胜利后，带了两千多人马的部队，驻扎在朝邑县白冢镇。第二天早晨，韩增友就去拜会了王子敬，在那里担任了高级参谋一职。他终于有了合法的身份，安置了下来。
   人常说：“树大招风”王子敬的队伍庞大，人多枪多，再说王子敬因为抗日有功，名震黄河两岸，在黄河流域、朝邑、平民县一带享有很高的声誉。
   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王子敬受陕西预备一师师长冯龙之邀过河来永济受降，山西太原行署公馆的阎锡山对王子敬在自己的地盘上，大出风头，收编永济的伪军两千多人马，浩浩荡荡渡河而去。把本土的胜利果实咬去了一口，深感颜面有失，非常生气。
  加之王子敬的势力让朝邑县县长程务垣和大荔专署专员薛庆鸿很担忧。薛庆鸿就在程务垣那里多次要求下，专门就此事向胡宗南作了汇报。胡宗南想，王子敬野性未改，尾大不掉，为防万一，便耍了个花招，发他个大红贴子，请王子敬于某月某日赴西安参加某某庆功会。
   王子敬心下明白，他是义勇军，是杂牌以外的杂牌，迟早都得解散的！要不就要被调去打共产党，但他又不乐意和共产党开战，他对蒋介石国民党悲观失望。这几天，尽管他还一如既往地出操整训，心里却总不实在，疙疙瘩瘩的。
   韩增友由于带过兵，精明能干，很快就得到了王子敬的赏识与重用，王子敬想部队的唯一出路，就是投奔共产党，王子敬决定派韩增友去外地寻找共产党，韩增友与罗曼中商议，为了更好地实施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同志制定的“滨河区计划”，争取这支武装，连夜制定了周密的实施方案。韩增友带着实施方案来到了西北局，给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同志做了汇报，经西北局研究决定：“一、同意韩增友与罗曼中的实施方案。二、为了便于工作与西北局的联系，为韩增友配备一部电台。”临走时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同志并作了重要指示。
   话说王子敬兴冲冲地被诱骗到西安，于是，胡宗南有备无患，以“趁抗战之机大发横财”的罪名，扣留软禁王子敬，并决定让大荔专署专员薛庆鸿回去，命令朝邑县县长程务垣，就地解散王子敬的武装部队。
   大荔专署专员薛庆鸿的秘书张亚民，系我党地下党员，是我党打入敌人内部的内线，因我党内部出现了叛徒，张亚民身份暴露，组织让他撒离前，必须立即通知王子敬部队警卫营杨大队长也安全撤离。
   张亚民便找到李全祥，告诉他说王子敬的副官刘金彪叛变，要他立即通知王子敬将其除掉，并转告让王子敬部队警卫营扬大队长，因身份暴露，让其离开，李全祥经几番周折以送菜为名，见到了扬大队长，告诉了实情。   
   朝邑军事科长杨海潮让刘钟谐立即通知韩增友说，今晚凌晨行动，当刘钟谐立即去了仁和乡下鲁坡通知时，韩增友已去了陕北西北局。
   按照胡宗南的密令，大荔专署的专员薛庆鸿立即来县府召开了紧急军务会议，就地解散整编王三虎陕西挺进纵队，作了周密细致的部署，凌晨五时，国民党朝邑县警察局与三十八军加强营，包围了王三虎的司令部，由朝邑县县长程务垣、军事科长杨海潮带领朝邑县警察局宣布解散、收编部分王子敬的部队，并每人发放人三块大洋回家路费。突然，几名军官、士兵起哄闹事，三十八集团军加强营孙大队长，击毙了一位军官。徐大队长一声令响，数军官们与国军厮打。大荔专署专员薛庆鸿等人束手无策。杨海潮立即开枪明示。大荔专署专员薛庆鸿把陕西挺进纵队三个大队长，两个连长，三个少尉排长等带回再三审查无果，汇报给西安胡宗南，胡宗南下令，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秘密杀害了几个无辜军官。多亏李全祥、韩星五经过一番周折，巧妙地打入陕西挺进纵队，及时通知了杨大队长，除掉了叛徒刘金彪，除警卫排以外，警卫营全部安全撤离。
   杨大队长带领几十名官兵与朱连长在南山石头幽山会合，朱连长汇报说，除警卫排外，全营官兵都安全转移，并每人发放三块大洋让士兵回家，杨大队长表示赞成。
   韩增友带着西北局领导习仲勋的重要指示，和一部电台高兴地回来，谁知在他离开王子敬部队去西北局的短短几天，发生了突变。李全祥把王子敬被软禁后全过程的事实真相的告诉了给韩增友。罗曼中说，我们现在身份不能公开活动，立即上报中共中央西北局，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指示，动员社会各界进步人士，向国民党政府施加压力，一定尽快拯救抗日英雄王子敬。此时，全国各地学生、社会各界进步人士上街游行，各大新闻报刊连载，立即释放抗日英雄王子敬，这时惊动了南京国民政府。
   王子敬却被解到了军法处。在那里，他被责以“趁抗日之机大发横财”被扣留软禁。“日他娘——”王子敬跳了起来，破口大骂，但是无济于事，他立即被取消军职，赶出门外。此时他才恍然大悟，国民党过河拆桥，“不是个好玩艺!”  
   警卫营的杨大队长与朱连长为了剩下的四五十名官兵下山寻找党组织，在朝邑县城内一家酒家吃饭，正好与韩增友、李全祥意外惊喜相遇，韩增友、李全祥了解情况后，及时与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取得联系，西北局书记习仲勋考虑到这四五十名官兵中，身份复杂，素质参差不齐，长期没有经过正规部队磨练，纪律松懈，再加上客观因素，没有党的正确领导。单靠一腔热血干革命是不行的，决定由韩增友负责组织实施，化整为零，不同路线，将杨大队长那四五十名官兵，安全地送往了陕北延安，接受学习整编。
   为了避免目标大，来人多引起敌人的注意，罗曼中就和韩增友商量把活动地点挪到了韩星五的油坊。
罗曼中通过李全祥的帮助，和当地从三十八军回来的十余名同志取得了联系。主要有马志敏、汪宏、吕行夫等人。他们还不满足，又让联系上的同志再去联系其他三十八军回来的战友，争取使队伍像滚雪球一样迅速壮大起来。    

十七、佀瑞庭后来想通过韩静玉把刘映南拉进共产党   

   1945年12月，佀瑞庭活动到国民党县党部当了秘书，凭着多年的政治斗争经验，他知道在关键时刻党会来找他的。
    韩增友的堂妹韩静玉在一家小学任教，和刘映南谈恋爱，韩增友知道后，坚决反对，甚至以打死刘映南为威胁。1945年12月，刘映南接任了朝邑县党部书记长。韩增友为了阻止堂妹和刘映南结婚，就想方设法把韩静玉送往延安学习。但在途中，韩静玉因为对刘映南的迷恋，偷偷跑了回来。没有办法，韩增友在罗曼中的建议下，只好同意了他们的婚事。但要求韩静玉保证不在刘映南面前暴露韩增友他们的真实身份和活动情况。1946年正月，韩增友的堂妹韩静玉与刘映南结了婚。韩增友冲动地在他们的婚宴上发表了一通义正词严的论妇女婚姻自由的演讲，这无疑会让刘映南觉察到一些情况。
   在后来的地下斗争中，佀瑞庭一直想通过韩静玉把刘映南变成自己人。
   韩星五的油坊成了平朝党组织的心脏，那些已经联系起来的同志就像是伸展到四处的神经和抓手，很快就把其他同志吸引了过来。
   翟建华从东北来到了此地，他原来来人是三十八军的退伍兵，早年就加入了产党员。还有鲁纪胜同志，和翟建华三十八军时的是战友，也是共产党员。
  翟建华打进了伪乡公所，罗曼中指示鲁纪胜在大荔县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
  1945年，中共在大荔的组织有西小坡和大壕营两个党支部。同时，汉村、义井一带，国民党大荔县政府会计室、大荔中学、同州师范附属小学等处也先后有了中共地下组织及党员的活动。　　
   队伍壮大了。罗曼中很高兴。他决定组织大家，发动群众，打击敌人，训练同志，顺便解决一些活动经费。为了便于开展工作，罗曼中的身份，对外是韩增友三十八军时的战友，朋友住在韩增友家养病。罗曼中很快就获得了朝邑地下党和朋友的信任。来韩增友家找罗曼中的人很多，也很杂。韩老八对此很担忧，也很生气。
   当初两人离开延安时，范明同志指示，韩增友负总责，罗曼中负责党建和军事，三十八军流散在平朝的人员较多，要很好地把他们组织起来。

十八、王仲甫新指示

   佀瑞庭的想法是对的，党迎来了新斗争，组织上开始“唤醒”朝邑党组织。

   1946年4月，根据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的指示精神，陕西省委派王仲甫赴朝邑了解了党组织的情况。6月，中共中央西北局通知韩增友去延安学习。韩增友即向军事科请了长假去了延安。
   1946年7月，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的指示，陕西省省委又派王仲甫赴朝邑了解朝邑原来的党组织情况及韩、罗这一阶段的工作开展情况，以便确定这一地区的斗争方式和策略，有力实施“西北局的滨河区计划”。
在考察朝邑党建工作后，受王博的委托，王仲甫找到佀瑞庭对他这几年的工作，省委是充分肯定信任的。今后他的组织关系转韩增友，地下党员的名单也转交于韩增友。
   想到“睡眠时期”要最后地结束了，佀瑞庭感到心里都是热的。王仲甫讲得很清楚，转接这些关系是为了为保护佀瑞庭的安全，是为了他“爬高钻深站稳”，为了保护他，组织上甚至暂不接通在党部任职的王孟元和李树人的关系，采取单线联系，只让韩增友和他接头。为了自己，组织和同志上竟要作出如此大的牺牲，佀瑞庭很觉不安。
   “这没什么！”王仲甫解释说，“伺机而动仍然是为了工作嘛”。佀瑞庭记住了王仲甫同志的原则导向和灵活路线。
   “伺机而动！”
   当组织领导责任和事务稍减后，佀瑞庭想通过办报巧妙渗透进步思想。
   朝邑县报刊编印，始于民国二十年(1931)国民党驻军四十二师创办的《四二导报》。民国三十四年(1945)陆续创办的报刊有《前线周刊》、《大荔日报》、《大荔青年》、《河防青年》、《民众半月刊》、《农民半月刊》等14种，多为国民党党团机关所办。内容主要是歌颂国民党、诬蔑共产党。
   其时也有中共大荔、朝邑、澄县工作委员会办的党内地下刊物《红光》与《熔铁炉》半月刊，主要宣传党的政策，揭露国民党围剿革命根据地的罪行，宣传红军胜利消息等。
   1932年，陕西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教师主办的《穹园》刊物，因人员变更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停刊。1942年国民党朝邑县党部主办，创刊《朝邑报》。因经费不足，1944年停刊。1946年复刊，改名《朝邑实验简报》，由共产党员佀瑞庭任主笔，王萌元任编辑，摘录各大报新闻，报导本县新闻，后因抨击当局，被迫停刊。大荔县参议会办的《大荔民报》，亦因发扬民主，为民喉舌，于1947年被迫停刊。

十九、陕西省委决定调整平朝工委

   1946年8月16日，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同志，根据国内时局变化的形势，韩增友、罗曼中一年来工作开展的情况，西北局书记习仲勋认为时机成熟，立即召开了西北局重要会议，决定抽调罗曼中去其他地方工作，并决定立即成立平朝工委，直接由陕西省委领导。决定由韩增友任书记，刘钟谐任副书记，党文伯为工委委员。任务是：恢复和统一滨河区朝邑、平民黄河区域内原有的党的组织，继续壮大党的力量，团结各方面进步人士，宣传组织群众，建立地下武装，开展武装斗争，控制敌人武装，阻止国民党人员军火向北移，有力落实组“西北局的滨河区计划”的织实施。
   话说朝邑地下党的组织是多头活动：有省委直接抓的，也有西北局、延属分区、延安保安处、洛川特委垂直领导的，互不干涉。这是数年前为了适应长期隐蔽的环境而采取的措施。韩增友受命之初得到的要求是：不要横向联系。
   为了粉碎蒋介石发动的全面进攻，中共陕西省委相继派韩夏存和王仲甫到朝邑，对原根据组织安排进行“睡眠”隐蔽的中共朝邑县委所属党组织及洛川特委、延属分区、延安保安处等在朝邑发展的党员进行了考察，决定“唤醒”这些党员重新展开有组织的活动，并成立一个统一领导朝平地区所有党员的组织中共平朝工作委员会。
   根据省委安排从朝邑赶到马栏的韩增友听到党组织的决定后，心情非常激动。对朝邑共产党的情况他原来是了解一点，但由于他回来之前上级规定了“不得横向联系”的严格纪律，所以一直未去触动。他为这些同志能在国民党统治区极其恶劣环境中坚持为党为革命工作的奋斗精神感到敬佩。同时他也凭着多年的工作经验，敏感地觉察到省委之所以采取这些行动，说明革命形势发展迅速，苦难的家乡离解放之日已为时不远了。
   为了安全通过国民党的封锁线，韩增友按照党组织的安排，将朝平两县的共产党员名单、地址等分为两部分，与王仲甫一起默记心中。两人背记了好长时间，然后一一核对，不能把名单带在身上。
   省委派王仲甫和韩增友到朝邑宣布了西北局关于成立平朝工委的决定。韩增友再次要求留下罗曼中和他一起工作。
   省委对本次决定是非常慎重而认真的。出席会议的有陕西省委书记张德生和副书记汪锋。

二十、平朝工委第一次会议支持佀瑞庭等地下党继续“爬高钻深站稳”

   平朝工委的第一次会议在韩星五的油坊召开了。平朝工委共有150余名党员。考虑到有的同志已经打入了国民党县政府和地方武装内部，进入了机密圈子，为了保护这些同志“爬高钻深站稳”，工委决定派专人和他们联系而不用参加会议，其中就有省委直接领导的朝邑县委代理书记佀瑞庭。
   会议还决定了委员的分工：高平乡西部，大同地区的党员由党文伯负责联系；高平乡东部，两宜和乌牛地区的党员由刘钟谐负责联系；平民滩的党员由韩星五负责联络；步昌、安仁、朝邑等地区的党员由韩增友监管。虽然罗曼中对自己的调动很不满意，但激烈的争论和绞尽脑汁的安排让他很快忘记了心中的不快，他也激烈地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会后，平朝工委的负责同志就抓紧时间开始了党员的登记工作。像佀瑞庭这些休眠了多年的党员们激动万分。平朝地下党员们终于结成了一股坚强的绳索，紧紧地勒在了国民党政府的咽喉上。
  1946年9月平朝工委成立后，又恢复了一些党员的组织关系，并发展了一批新党员，党的组织进一步发展壮大。到1948年10月起义前，朝邑县地下党员的分布情况是：县保警大队28名，常备大队26名，高平乡l71名，乌牛乡40名，两宜乡33名，仁和乡35名，大同乡53名，中和镇及县南各乡共23名。
   经过艰苦的组织工作，截止朝邑武装起义前的短短两年中，以韩增友为书记的中共平朝工委属下组织，除了原中共朝邑县委和洛川特委等所建立的基层组织外，又在国民党朝邑县保警大队、常备大队内部以及合阳县南綦村等处建立了共产党的支部，共产党员发展到429名。平朝工委的工作范围不仅涉及到镰山上下、洛河南北，还与大荔、澄城、蒲城、潼关、耀县、富平、华县和华阴等周边各县的共产党员翟建华、董周温、石怀璞、杨钦敏、薛永清、雷得时、范秉钧、王夫杰、刘德怀、鄂卫华、史德、吴俊杰和张万兆保持联系配合工作。
   会议一个重要成果是继续支持佀瑞庭等地下党“爬高钻深站稳”。
    此次会议两位重要人物在此介绍一下：
   会议开始后东府工委副书记刘文蔚参加了会议。
   刘文蔚在1927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关押在天津第三监狱。1931年被判刑六年，转押到北平第二监狱。在国民党的法庭上和监狱里，刘进行了坚贞不屈的斗争。1934年，监狱曾以减刑二年为诱饵，让他在“反共启事”上签字，被他拒绝。敌人又将他押到北平军人反省分院。1936年9月，日本侵犯华北。为保存革命骨干，中共中央北方局决定并经中共中央批准，刘与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杨献珍等61名被关押的共产党员，陆续“履行手续”出狱。
   刘出狱后返回陕北，1938年9月任中共绥德地委统战部部长。抗日战争胜利后任绥德地委副书记兼统战部部长。1946年10月成立中共榆横特委，刘调任特委书记。1947年胡宗南部进犯延安，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转战陕北到达佳县朱官寨时，刘和特委成员动员组织地方部队和群众，为确保中央首长的安全，做了周密的安排。同年冬奉命南下，任中共黄龙特委副书记。1948年1月，黄龙特委改称黄龙地委，刘仍任副书记。7月，为配合西北野战军向关中地区全面出击，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成立中共东府工委，刘调任工委书记。1949年初，东府工委改称东府地委，刘仍任书记。3月初，大荔、平民(旧县名，1950年并入朝邑县，1958年朝邑县并入大荔县)等县解放，东府地委机关进驻大荔县城，并更名为中共大荔地委，刘仍担任地委书记，他与杨拯民、马华亭等领导军分区地方部队，抢渡渭河，解放了潼关、华阴、华县等地，策应第十八兵团胜利渡过黄河，赶赴咸阳参加击退马步芳部队的反扑，使西安转危为安。为此，彭德怀司令员表扬了中共大荔地委。新中国成立后，刘历任陕西省政协副主席、总工会主席等职。
   参加会议的还有苏史青(1910～1973)，是会议的实际主持人。苏史青又名双元、佐良,薛曲村人。幼年丧父,与母为富家作佣工。酷爱读书,常偷闲请主人家先生教书习字。13岁时,因不堪虐待,只身出走,加入杨虎城部。1935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西安事变”后,苏史青入延安中央党校学习。1946年任东府工委书记,与洛川特委配合,整顿党的组织,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创建黄龙山南部革命根据地,建立韩城、宜川、郃阳等县的游击队。
   会议的后勤与会务由韩星五负责。韩星五是非常可信赖的党员。韩星五，又名喜明，朝邑步昌乡下鲁坡人。1923年前上学，1945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至1948年与韩增友、李长禄以开肉架子和油坊为掩护，开展党的地下活动，先后作为“东府工委”、“平朝工委”及国民党38军地下党组织的联络点。
   在此期间，为革命做出了较大的贡献：一是给边区送了20多驴驮子棉籽和部分医药，为边区代销了大部分煮青、煮蓝等颜料，支援了边区的大生产运动。二是在党组织的指示下，打入“青红帮”内部，广交朋友，发展党的组织，吸收逯凤鸣、王汉卿、马新荣、张永平等十多人参加了党的组织。利用“青红帮”的关系，给38军地下党组织搞了数十张“青红帮”的证件。还从工三团连长和军需两人手中，获得2000斤油的资金与3头骡子和40石小麦，均作为地下工作活动的经费。三是在韩增友、李全祥、侯玉明、张永平和李兴福的爱人被捕后，星五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积极设法营救始得获释。
   在朝邑起义之后，他带上全家亲眷北上，母亲病死在途中。
   在这次会议上，罗曼中请示了省委派来的王仲甫同志，准备组织一部分人马，筹点经费，获得了省委派来的王仲甫同志的默许。罗曼中的计划是抢国民党潼关县的银行。经过认真踩点，罗曼中带领任元发、李全祥、党振江、汪宏、李长禄、侯永杰以及吕行夫共七人于第二天下午开始了行动。
   当晚，潼关县城里突然间都住满了军队，连银行门口的台阶上都有怀抱枪杆侧卧的国民党士兵。罗曼中他们傻眼了。难道是谁走漏了消息？他们只好兵分两路撤了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