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宁武石窑会佀氏族谱》读后感

      最近我越来越感觉到谱牒学很有社会意义和学术价值，特别是读了佀敬泽先生著写的《石窑会佀氏族谱》前言，发现寻根情深，以史叙事，追述明晰，考证严谨，结构科学，内容丰富，知史鉴今，弘扬家风，深感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好的家谱在佐证、丰富、诠释、助读社会发展史的同时，亦可追思慎远树立新风，敬缅先贤润泽德行。

    反复品读这一谱，思考良多。此谱是禹裔家族修谱的参考书，也是中国恢复谱牒学以来乃至中国谱牒史上不可多得的一个范本。从昨晚读到今天，想从四大方面记载读后感。

    三十多年前，我就感受到谱牒学的力量和意义，但一时理不清要点，现只好将《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97第3期上的《略论谱牒学在文史研究中的意义》一文重新结构进行引述，以劝不重视家族传承的人们。

    （一）谱牒概念

    谱牒是古代记述氏族世系的专书，最初专记帝王诸侯之世系承传，大约产生于三代商周之时，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持其权力结构和血缘继承，而确立了封建宗法观念，其核心便是嫡长子继承制，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大宗小宗之制，而这些制度的实施，必须依靠记录世系关系的谱牒为基础。然三代谱牒今已不存，仅《世本》中尚可略窥其遗迹。《史记·太史公自序》：“维三代尚矣，年纪不可考，盖取之谱牒旧闻。”可见司马迁作《史记》，记录三代史迹时，即是参稽了当时所能见到的谱牒的。而且，受其影响，太史公《史记》中有“十表”，亦用表谱的形式，将历史上重要的史实和人物按年代、地域加以排比罗列，如作《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以纪三代、诸侯世系。此后历朝史书大都有“表”，即可视为由谱牒而产生的一种史籍变体。从此，谱牒不仅是维系封建宗族权力结构的工具，而且成了撰述、研究历史的方式，谱牒学具有了最初的形态。秦汉置宗正，“掌序录王国嫡庶之次，及诸宗室亲属远近”［《续汉书·百官志三》］。魏晋南北朝时门第观念大盛，有司选举必稽谱牒，所谓“平流进取，坐致公卿”［《南齐书·褚渊王俭传论》］。晋·贾弼撰《姓氏谱状》，梁·王僧孺撰《十八州谱》，号所谓“贾氏谱学”、“王氏谱学”，于是谱牒学又成为地主官僚保持门阀的强有力的工具。五代以后，士族兴起，门第打破，以修谱牒来维系门第的观念及其作用虽渐趋弱化，但门阀观念余绪犹存，故唐太宗修有《氏族志》，武则天亦修有《姓氏录》，“诸臣亦各修其家法，务以门族相高”［欧阳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唐宋宋宗正寺，主管皇族事务并记载皇族帝系宗支，有所谓《皇唐玉牒》、《皇宋玉牒》。而修谱之风亦日渐侵染民间，故宋以后士大夫往往家有家谱，族有族谱，谱牒研究遂渐成专门之学科。

    （二）谱牒分类

    就文史研究中的谱牒而言，它大体包括谱和牒两大类。广义的牒与谱同义，狭义的牒即指玉牒。  

   3、年谱（或作年表，系年等等）也是谱牒学的分支之一，它与排比叙述家族群体事迹的家谱不同，主要是按年月日顺序来记述谱主个人的生平事迹。数人合谱的情况有时也存在，但年谱的对象（谱主）大多是某一个人，因此其年谱可看作就是他的编年体传记。若是诗人文学家，则年谱往往又可修成谱主的诗文编年录。家谱都是由本家族独立修撰，外人一般不得参与；而年谱中的绝大部分，由于谱主大多为历史上较有影响的重要人物，故是后人出于某种目的（景仰、批判、考证、驳难或兼而有之）而针对前人所作：这本身就已经脱离了谱牒的原初目的而是一种自觉的文史工作了。年谱较为晚出，现存最早的年谱大约是宋人吕大防所作的《韩吏部文公集年谱》。此后所作日多，据今人杨殿洵《中国年谱概论》［见《文献》１９７９年第２期］，现存宋人所编年谱有五六十种之多。明清以后尤其是清代，作年谱之风很盛。直至今日，编制年谱仍是学人所常用的文史研究方法之一。因为年谱往往重视时事，所以不论详略，均能反映谱主的具体生活环境和社会背景。一部好的年谱读过之后，人们不仅对谱主的一生事功经历、成功或失败之因果、学术活动或艺术创作之脉络线索，以及某重大事件的细节等等可以了然于胸，而且还可以谱主为契机，进而对谱主所生活活动的那个时代、地域的社会特征和人文风习有具体深入的了解。

    （三）谱牒意义

    丰富原始史料。修族谱的原初目的是为了增强家族凝聚力，在家族内严格长幼尊卑秩序，在社会上扩大宗族的影响力和竞争力。但在文史研究中，族谱有着另一层意义和作用。

    因为族谱数量很多，且大多为私家所撰所藏，过去研究者不甚重视，目录学家亦甚少著录（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族谱就未曾著录），但各类族谱家谱中却保存了大量前人所忽视的原始资料：封建家族宗法制度，人口乃至种族的繁衍和迁徙，地方交通和地方经济的发展，不同区域文化的交流，民族语言的发展及其与方言方音的关系，以及在历史上或文化史上有重大作用、重大贡献的人物的种种材料（如：家世渊源和影响、里籍、生卒、受学、科第、仕履、婚姻、子女、书信、艺文乃至一些重大事件的背景内幕等等），“如关于畲族的迁徙问题，史书上未曾述及，近人也是从浙闽各地搜罗来的族谱中找材料的”［徐规《取证族谱必须审慎》，见《文献》１９９５年第４期］。再比如关于蒙古史的研究，《汉译蒙古黄金史纲》收有博清额《蒙古博尔济吉忒氏族谱》。这是一部十分重要的蒙古史文献，最近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又发现喀喇沁罗密著《蒙古博尔济锦氏族谱》，而前者恰是后者的节本。［见《历史档案》１９９６年第３期］这些十分罕见的族谱的发现和发表，将对于研究蒙古种族的起源、蒙古汗国及元朝的历史和有关成吉思汗家族的诸多问题，大有助益。同时，博清额乃乾隆时人，是罗密的裔孙，今人通过对此族谱撰写、重纂及其中的序和注释的考察，亦可为研究蒙古学术文化的发展和研究今天定居于北京的蒙古人的历史等提供可信资料。［参纳古单夫《〈蒙古博尔江济吉忒氏族谱〉版本述略》，见《文献》１９８８年第２期］

        支撑史料学。在文史研究中，史料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而谱牒正是史料学的基本工作和基本工具之一。以时间为线索翻检谱牒，对了解有关人物事件极为方便，如阅读《史记》乃至先秦典籍，若要查找某年某事或某帝王诸侯世系，《三代世表》、《秦楚之际月表》、《十二诸侯年表》自是必备之工具。在运用谱牒考定史实方面，前辈学者早已有了极好的范例。康有为作《新学伪经考》，称刘歆“遍伪群经，以助莽篡”，伪造了《周官》等儒家经典，继而又有崔适、钱玄同等古史辨派张大其说，再加上对于《周官》一书，宋人就曾疑其伪，故康有为氏之说一时颇有影响。为证明康有为的观点不合史实，钱穆撰《刘向刘歆王莽年谱》，排列对比刘向、刘歆和王莽的生平行年经历，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刘歆没有作伪的可能。钱穆还在此《年谱》的引言中，列举了康有为的观点不可通者二十有八端，与年谱正文相辅相成，“事实既列，虚说自消”，遂成定论。今人若要研究《周官》或刘歆、刘向校书事迹，则钱穆的这本年谱不可不读。这是学术史上利用谱牒进行考证辨误的典型例子。在文学研究方面，年谱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切、更本质地了解和把握谱主的作品。作品（包括全篇和散句）是文学中最小的单位，对其进行孤立的研究实际上是相当困难的；而且，孤立的作品也无法承担形而上的理论重任，即便是在被认为是最为普通的、大众化的艺术欣赏的领域中也是如此。因为任何一个作家都生活在一定的具体的社会环境之中，其作品当然首先应该是他在彼时彼地某特定场合或由某种特别缘由而产生的情感反映，所以古人有知人论世之说，而谱牒正是知人论世的好方法和好工具。当然，在文史研究中，由于目标不一，出发点不同，对材料的理解也就各异，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谱牒在文史史料学上的重要性的认识。作家、作品、史实、社会时代环境、地域环境和文化环境等等因素，在整个文史现象中往往是互为背景的，进行由此及彼、由彼及此的研究是人们所习用的方法，而谱牒尤其是明清以来的年谱正是将这诸种因素综合贯穿的好形式。

        研究印刷史。“从文献学的角度看，善本家谱或为名人所撰、名匠所刻，或为孤本绝版，是研究中国印刷史的好材料。明正德《余氏会通谱》雕刻精细，为歙县著名黄氏刻工的早期刻本，中缝留有黄氏诸刻工姓名，对研究徽州刻本颇具价值”。［翟屯建《黄山市博物馆藏善本家谱述要》，见《文献》１９９６年第３期］

     综上所述，可见族谱研究与历史学、人类学、文化学、社会学以及文献学等学科的关系密不可分。自宋儒以后，人们实际上已习惯于将学术三分之，曰义理、考据、辞章，今人亦强调事物的真、善、美，而谱牒之学在文史研究中的运用，正是一种求真的科学。它与考据有密切的联系，但实际上却并非单纯的考据之学，它力图大量地掌握确切的材料，并且在此基础之上，将人物、事件和作品放进广阔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视野之中，透过复杂散乱的似乎彼此孤立的表象，寻绎现象间的因果联系，揭示出其内部的必然逻辑和本质，以最终解决文史现象中的“是什么”和“怎么样”、“为什么”等基本问题。

   

     山西省宁武县石窑会村有一百多佀姓人，他们有几百年找不到家乡在哪，先祖是谁。虽然离先祖来晋年代越走越远，求证越来越难，但他们始终没有停止寻根问祖的脚步。尤其令人感动的是，本世纪初，一位学者出身的叫佀敬泽的老人，以六七十岁的年龄，利用英特网开始寻找根之所在，盯上了“佀姓家园”。关注家园的人，都分享了老人制作的《佀姓聚居点与分布统计》、《佀姓家园登录统计》。这两个材料至少发挥了六个作用：一是方便了佀姓族情联络，二是助推了家族家风认同，三是服务寻根问祖，四是给南国姒姓专家姒承家编著《禹裔寻踪》提供了现成资料，五是启发了我深入统计佀姓分布，六是帮助山西宁武佀姓找到了寻根线索。他们把石窑会村佀姓先人是来晋做官落难的秘传，与河南清丰家谱中佀鹤举成为举人后由湖广黄州府官升任陕西巡按司理并遭遇李自成起义、明清改朝换代的历史大变故、大动荡之史实科学地对接起来了，明朝廉明刚正的从二品或三品高官怎敢在清初抛头露面？因其不是武举出身，也未带过兵，不可能苛求其成为袁崇焕、戚继光式的英雄。跟众多身处改朝换代、兵荒马乱的前朝高官一样，不能还乡，也不能在栖身之地暴露真实姓名，由此，把佀的读音又改成了自（zi）。就这样，家族找不到这一支，这一支人也不能去寻大家族，而河南族谱中写到了佀鹤举的长子佀葩，再无下音。直到本世纪初，一个执着而细心的老人解决了这一难题，科学合理地认定是佀鹤举后人。

        2016年，敬泽先生是79岁，家园网站大约是十年前的事情，那时的敬泽先生也已是年届花甲，这种执着的寻根问祖之心令人十分钦佩。

    水有源，木有本。目前，石窑会村可以肯定地说，百分之百地完成了寻根重任。而山西大约总体有800多位本家，其中大约还有五六百人有寻根问祖的任务。从《石窑会村佀姓族谱》看出，第六代共有12人，为何只留下以佀珍为立祖的大中嘴一座祖坟，其余人的去向如何？佀敬泽先生推论有两种可能，其中之一是“一部分可能迁移到外地去了，也许是逃荒避难，也许是开拓发展”。

    这一部分的后人，多数应该还在山西。个人觉得他们应该尽快与山西石窑会村对接，看看可否共同实现寻根问组的愿望。

      第一，楚惠王在公元前445年伐齐国时突然侵吞大禹后裔姒氏东楼公佀节的封地杞国（时值简公），并下令追杀截剿姒氏，而其幸存者亦畏避楚祸而潜逃隐居，不敢自付神禹之后。大禹后裔第五十五代孙佀行遂将“姒”字“女”旁为单立人，易以为“”（佀字右半边），即“佀”，形虽异而音同。”楚祸日甚，公元前三三一年禹裔五十九代孙佀洗（有的版本写作冼），带佀氏大部逃至陕西朝邑，是时太平郡乜氏出了个乜御史，他改太平郡为乜家庄。佀姓迁陕，是陕西有佀姓之源。

       第二，佀清伦撰文介绍佀姓资料时，介绍过在秦朝佀姓人在医学上的故事，提到了晋阳侯。

      秦统一六国后，为震抚南部各郡，揭拜禹陵，赞颂禹之功德，当时，本人65世祖·佀传，为秦始皇待医随驾，为秦始皇长服“龟寿麒麟丹”，使秦始皇身体平健，无大患之疾。后因权臣赵高等人欲有复辟赵国之基，想至始皇于死地，暗地对本人65世祖进行威逼、恫吓，在同族“晋阳侯”帮助下秘逃陕西宅·朝邑。（中国民间有一俗话：草药中的食疗产生是中药的基础）佀家祖传“龟寿麒麟丹”一名两种制法，：一、以中药为料；二、以食疗养生为基础。即当所始皇有云：“此药一治一养，可谓珠联璧合矣”。

      第三，佀清伦在介绍佀姓人在医学上的故事时说：唐朝贞观年间，李世民兵伐当时的东厥，回朝后身体长期不佳，请当时的药王孙思邈，孙思邈举荐本人75世祖佀德芳。李世民服用食疗“龟寿麒麟丹”月余后，说：“此丹对朕之病可立起沉疴，既添精补髓，又可运气血，强盘壮骨，补元阴、元阳，又能消积、消痞、消疾、消气、消滞、消肿、消痛、消血、消痢、消虫、消膈……。实乃万金不换之方，又说：龙者，运天地之水，普养万物精灵。凤者，如天之娇女，可母仪天下”。此药经三千余年之精研，可谓食养中之极品，朕欲改名为“五龙金凤丹”。后御笔亲书“生灵之福泽”。

    唐代陕西多人才，佀德芳可能是陕西人，甚至可能是朝邑人。

   第四，河南85年版家谱序中记载，禹裔七十一代孙佀毓美科进士，任唐太宗中期陕西某县县令。

    这个记载，跟陕西佀武军讲的一个故事类似，他说老辈人讲，陕西朝邑佀姓多是因一位佀姓人做县令而来。这个传闻中，没讲清是陕西当地佀姓人做县令还是陕外佀姓人，但武军话中带有这么一句，“都是因他而来”，似乎是原来从河南、山东方面又有近支因其而来陕西。

   家谱序和武军所言，有吻合之处。我又调出三个族谱，但在佀毓美名下，既没有注明当县令，也没有注明古代科举文凭，现不知河南85年版族谱序中所言佀毓美做县令一事何处有载，如是史实，则有深挖史脉的价值。

   后来，我又去调取朝邑县志，无论是明朝时期的韩邦靖版还是当代的大荔县史志局版，都没有对佀毓美的记载。一两天来，我把时间都用在寻找佀毓美上，在百度和好搜中多次变换可能的姓名用字，也没有找到相关信息。但有一点线索，如果谁能在大城市图书馆中找到《唐代官职名录》，也许能找到佀毓美（如找不到，姓名可再换成姒毓美、似毓美、侣毓美以及中间用字换成玉或疏）。

    尽管山西不少后人是河南清丰传人，但由山西谱想到，杞国大禹后裔不应只是我们河南、山东这几支。同样，大禹后裔不应只是佀姓。

      商占领夏地之后，大禹后裔被迫又禹夏三分，不仅分为姒、禹、夏三族，而且姒姓本身在原越国的基础上出现南支、北支和中原支。南支是桀之所率的战军，不胜而遁，避之巢湖（今安徽巢县西南）一带，后继续向南，以至到越南、菲律宾。北支战军，原避在商之西北的土方国，后逐渐向北，与北方游牧部落融合成匈奴，匈奴又分成南北匈奴，南匈奴建立了夏国，北匈奴成为鲜卑、女真、蒙族、满族的先源，建立了西夏、匈奴帝国等，并为中国几个大朝代的兴替作出了特殊贡献。基因科学鉴定，不仅成吉思汗、努尔哈赤与禹裔相关，俄罗斯布里亚特共和国的人群中也有大禹后裔基因，就连意大利、埃及人群中也有大禹后裔的基因，大禹后裔基因的O1是独特并与他族有明显区别的。还有一支就是我们中原支：在中国之中原，还有源于史前时期、在夏朝立国一百多年时就有的一个方国，叫杞。商、周不忍失禹之祀，把夏朝中央王室的夏族安排在夏的方国杞。应该说，杞安顿和继承了夏王朝的非战人员、王室贵族、高层精英、主体正脉。尽管杞在商朝时断时续、在周之后期屡受围攻，杞人忧天，但一直是有名的小国，并是禹裔抱鼎传祚之一族。姒姓南支、北支加上中原杞之姒姓，分成三大支，同时还同禹姓、夏姓形成一脉三分。南支和北支战军的详细情况以及研究根据，是最近要完成的《姒姓与佀姓七千年——禹裔正脉在佀》应承担的任务，这里不再详述。